“不确定性”一词，是近几年经济形势分析中常用的一次，也是经济学如果作为选择科学在其分析过程中必然用到的一个词。
年，面临人类从未遇到的新冠疫情重大不确性和特朗普政府不断反复的无赖行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得很不容易。但是，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现在开始的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会面临哪些新的不确定性？尽管海内外多数机构预测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达8%左右，但这是基于新冠疫苗大量运用，预料全球经济会复工复产，以及在年世界经济萎缩4%，中国经济仅增长约2%超低之上的反弹而做的预测。如果连续计算年和年两年的年平均增长，年中国增长也就是5%左右。那么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在5%的增长水平？这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何看，如何应对。为什么？因为多数机构对年的预测，基本是基于目前经济变量数据、系数的外推，是简略或者忽视了尚未发生的、或者意料不到的新问题，是简略或忽略了尚未预料而有可能发生的新环境中各国政府政策博弈的多种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可能影响、冲击年或者更长时期中国增长的更大的外部不确定？其代表性事件是什么？
一是新冠疫情进一步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新冠疫苗注射和新冠病毒变异速度之间的赛跑谁能赢，现在说不清。总体说全球防疫形势并不容乐观，仍不能放松警惕，还不清楚会有什么新情况出现。这自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是捉摸不定的。
二是中美关系。这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最大关系。对华公开遏制，特朗普政府只是开了一个头。但美国两党高度一致的对华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恐怕将继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针对去年一年多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及不断“退群”政策的失败，即使假设在拜登执政期间会得到修补，但是总体上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已表现出的焦虑、急躁、烦恼以及对华的打压不会停止。因为这不是仅仅源于两国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根源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崛起和美国社会的撕裂，其撕裂的基础是美国自身内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根源于全球增长中美国潜在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潜在增长率。这一根本性的经济基础问题，难道会随拜登一时外交政策的调整而改变？绝不会的。如果改变不了，那么年年初稍有修补的政策到年年底乃至年会不会变？又会怎么变？会不会表现为更加焦虑、更加急躁与烦恼？从而出现政策反复，或会进一步铤而走险？这是现在看不清楚的。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堰塞湖”。年美国的危机，各国央行大放水政策之后，迄今已十年之多，世界经济并没有得到彻底的修复。新冠疫情后，各国央行又进一步大放水。年美国在不到十天内的股市4次熔断，主要发达国家和欧元区已实行负利率及接近负利率，全球金融杠杆率攀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如惊弓之鸟，感兴趣的已不是从理论上去讨论新一轮危机会不会发生，而是时时都在担心，不知道哪只蝴蝶在什么时候会煽动起翅膀，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会在什么地方爆发金融危机。
以上三件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事件中哪一件事发生，肯定都会冲击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面对这三件外部事件，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宏观政策及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并指出了八项重点任务。但是，重点任务不是全部的工作任务。在要求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提出了既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在此，想就什么叫“不急转弯”，什么又叫“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如何理解和落实这两句话？谈一些想法。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遇到大量的是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基层操作层面的具体实施中，往往是稍有不慎，就会出现40年以来经济运行中最为集中表现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难以协调的现象，出现达不到我们政策要求的“既要……又要”的尴尬局面。
譬如，要处理大量P2P、网络贷、大资管业务等过去几年积累的金融乱象时，有些资产就必然收不回来了，表现为资产损失，产生了金融风险；有些已贷出的贷款，未到期若要强行收回，就会中断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的稳定运行，那么在处理风险时，怎么落实“六保”中的“保企业主体”？
譬如，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就会限制其进一步违规滚动发债，原有的地方债务窟窿就要暴露，造成的后果，或者是影响基层财政的正常运转，或者是地方建设项目中途下马，那么怎么又防止“不急转弯”?
又譬如，双循环要求要进一步扩大消费，就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产品的制度改革。要改革，不同程度上会扩大地方财政的支出，但在目前多地地方财政已入不敷支，在靠转移支付的压力下，又要扩大支出，另外还要化解已有的地方债务风险，怎么办？
同样，必须加快土地制度改革，那么，集体土地卖地收入要多向农村、农业和农民倾斜，加上“住房不炒”长效机制在全国逐步推行，三四线城市的卖地收入会缩减，土地财政收入会减少，这进而进一步扩大地方债务的风险，或拖延地方建设项目的进程，那么在此方面，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把握？等等。
综上所述，所以在当前国民经济的具体运行中，要做到“不急转弯”，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一是需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问题要有全面、充分的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二是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要坚持系统的、统筹的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在此，就恢复经济中的风险防范问题谈五点认识。
对金融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常说金融风险、风险隐患一词，往往是指未暴露的风险，未暴露的损失。但是，当借钱人到期不还，风险就暴露了，就造成了现实的损失，那就不是隐患了。当风险暴露时，剩下的问题是要么债权人输钱，要么债务人输钱的选择问题了。
风险暴露或者说要处置风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要输钱、买单，意味着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在我国当前处理各类风险中，特别要 对风险总量要有大概的估算。前几年“三期叠加”中有句话，叫“前期政策消化期”。目前的金融风险隐患大多是多年来发展方式扭曲、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和多年的金融乱象导致的。多家P2P公司关闭清零后约数万亿资产风险问题在逐步解决，银行百万亿级的表外影子资产进表内；信托整顿中大量问题资产和各类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资产的处理迫在眉睫；商业银行年-年已经处理了不良贷款5.7万亿，加上债持股，已合计处理问题资产7.1万亿元。在以上已显露、已处理的各类风险之后，迄今全国目前还有多少未暴露的问题资产？这些资产在哪类金融机构帐上趴着？表现为哪类经济主体到期还不了的债务？如果宏观决策部门对这一风险总量不能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光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各监管部门只管本部门职责，与货币决策部门信息不充分沟通，那么货币决策不可能在总量与结构政策上及时配合风险处置的进程，作出合理的或宽松或收紧的政策安排，从宏观面看，就很难真正做到“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风险处理进度要与改革、发展统筹考虑。世上对金融风险的处理基本有二类，一是市场法制强制型。即依据法律，借钱到期还不了，债务人该破产则破产，债权人该减记资产就减记资产，这样，风险自然得以释放。二是在刚兑未彻底打破下的政府主导型。我国目前基本属此类。有的债款到期不还者，也不破产，债权债务被迫延期或再延期，表现为僵尸企业。
风险处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风险释放，相关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缩水，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从长期看，市场得到了出清，高质量增长的后劲会更大。如果风险不释放，僵尸企业一片，货币周转速度放慢，此时若货币量为一定，易可能出现经济的滞涨。风险处置与改革的关系是，风险释放，市场得到出清，理顺市场运行机制，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市场得不到出清，市场化改革浮于表面，市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我们正在推进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内生要求市场得到出清。即使在政府主导型风险处置模式下，当涉及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各项制度改革时，风险处理速度越快，短期内，国家财力会吃紧，会减弱推进各项制度改革的可调度能力。然而从中长期看，改革深化和风险处理速度越加快，经济增长越有效、可持续，国家财力增长也快，越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各项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由此看，这中间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平衡长期与短期之间政策的衔接，处理好“稳中求进”的关系。总之，这对宏观决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在对风险总量有个大致判断的基础上，统筹把握好风险处理的进度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转轨经济确保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问题，也是极其重要的经验之一。
（在年1月9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mwoao.com/rcys/10541.html
